窮人和老鼠一樣，或被趕出人們的視線-當前速遞

要么工作，要么死亡

(資料圖)

工作倫理希望一石二鳥：解決迅速發(fā)展的工業(yè)化所需的勞動力問題，并處理后傳統(tǒng)社會不得不面對的最令人頭疼的問題——必須為那些由于種種原因無法適應(yīng)環(huán)境變化、無法在新體系下維持生計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并非所有人都能被安排在工廠流水線上，總有些老弱病殘不能適應(yīng)工業(yè)化就業(yè)的嚴格要求。布萊恩·英格利斯(Brian Inglis)描繪了當時的情形：

……逐漸形成共識的是，窮人是可以被犧牲的，無論他們是否該對自己的處境負責。如果有什么辦法可以在不增加社會風險的前提下簡單地擺脫他們，李嘉圖(Ricardo)和馬爾薩斯(Malthus)肯定會建議那樣做，政府也肯定會給予積極的關(guān)注，只要不增加稅賦就行。

但是，并沒有可以“簡單地擺脫窮人”的方法，所以需要找到另一種不那么完美的方案。長期的探索之后，這個方案終于被找到：工作（任何環(huán)境下的任何工作）是唯一體面的、道德的、可行的生存方式。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在1837年關(guān)于民權(quán)運動的文章中坦率地闡述了這個“次優(yōu)”策略：

如果窮人生活得很痛苦，他們的數(shù)量就會大大減少。這是所有捕鼠者都知道的秘密：堵上糧倉的縫隙，用持續(xù)的貓叫聲、警報聲和陷阱的開關(guān)聲折磨它們，這些負擔就會消失，不再出現(xiàn)。如果被許可，更簡單的方法是用砒霜，或其他一些略溫和的方法。

格特魯?shù)隆はＣ窢柗ú?Gertrude Himmelfarb)發(fā)表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關(guān)于貧窮的研究報告。她在報告中闡述：

窮人和老鼠一樣，確實可以用這種方法消滅，或者至少把他們趕出人們的視線。需要做的只是下決心把他們當作老鼠對待，并接受“窮人和不幸的人是需要解決的麻煩”。

在“大量減少”窮人的過程中，工作倫理的貢獻是無價的。畢竟，工作倫理主張：無論生活多么悲慘，只要它是由勞動報酬支撐的，就具有道德優(yōu)越性。有了這樣的道德準則，滿懷善意的改革者可以宣布，社會向無收入者提供的援助應(yīng)當符合“最小化原則”(principle of less eligibility)，并認為這個原則是向更人道的社會邁出的重要一步?！白钚』币馕吨切┮蕾嚲葷枪べY收入的人享有的生活質(zhì)量，必須低于最貧窮、最悲慘的勞動者。人們希望，不工作的窮人越是生活墮落，越是深陷赤貧，那些有工作、出賣勞動力換取最微薄工資的窮人的生活就越誘人，至少不至于無法忍受；這樣，工作倫理得到了支撐，勝利也觸手可及。

19世紀二三十年代，類似的思潮一定在“濟貧法”的改革者中盛行。他們在長時間的激烈爭論后一致決定，所有對貧困人口的援助都僅限于濟貧院內(nèi)。這個決定對推進工作倫理的宏圖大業(yè)有諸多好處。

首先，它把“真正的窮人”和那些為了逃避工作偽裝的窮人區(qū)別開來。只要境遇足夠駭人聽聞，除了“真正的窮人”，沒有人會選擇救濟院的生活。將援助限于陰暗潮濕的救濟院使“經(jīng)濟狀況調(diào)查”顯得多此一舉：愿意進入救濟院的人一定是走投無路了。

其次，其他援助的廢止，也讓窮人們再次認真考慮工作倫理的要求。工廠工作的要求確實嚴苛、令人厭惡，但相較其他選項是否真的那么糟糕？一旦有了比較，工廠中微薄的工資和無趣繁重的苦役，似乎也沒那么不能接受，甚至令人向往。

新濟貧法還提供了一條明確、“客觀”的準繩，用以區(qū)分：(1)可以被改造、可以被工作倫理接納的人；(2)確實無法得到救贖，無論采用何種巧妙的、不擇手段的措施，都無法榨取任何社會價值的人。

最后，濟貧法保護有工作（潛力）的窮人免受那些徹底無望的閑人的污染，用巨大的、堅不可摧的圍墻把那些麻煩圈住，旋即在內(nèi)外之間又豎起一道效果不亞于有形圍墻的無形文化隔離墻。濟貧院壁壘之內(nèi)的流言越是恐怖，工廠工人的奴役看起來就越像自由，他們遭遇的悲慘也越像一種幸運和福祉。

從所有的歷史描述中可以推測，把“真正的窮人”和那些偽裝、假冒的窮人一勞永逸地分開，把沒有希望的人和還能拯救的潛在勞動者分開，以免后者受到道德上的污染，這個計劃從沒完全成功過。法律認為“值得”和“不值得”的這兩類窮人對彼此有著深遠的影響，改革者宣稱的濟貧院并不能解決問題。

誠然，給依靠救濟度日（或如改革者所言，“選擇了”貧窮）的人建立的駭人聽聞、令人厭惡的生存環(huán)境，使得窮人更容易接受雇傭并避開懶惰的惡習，但這仍然把他們拖入貧窮。這種做法雖然取得了暫時的勝利，長期來看卻助長了工作倫理意圖消滅的危害。救濟院的恐怖生活成為評估工廠雇工生活質(zhì)量的參照，幫助雇主更加肆無忌憚地加大對勞工的壓迫，不用擔心他們反抗或是退出。最終，那些接受工作倫理的人與那些拒絕接受的人，以及嘗試接受但最終失敗的人，幾乎沒什么差別。

在現(xiàn)代性的早期階段，道德改革中最有見地、最具懷疑精神、最憤世嫉俗的人，根本不抱有能把真正的窮人和偽裝的窮人在理論上精確地劃分到兩個陣營的幻想。他們也不認為這種劃分具有重要現(xiàn)實意義，無論從節(jié)約資源的角度，還是從具體的道德利益角度。

顯然，杰里米·邊沁沒有區(qū)分不同社會機構(gòu)(houses of indus-try)的制度：勞教所、救濟院和工廠（以及監(jiān)獄、精神病院、醫(yī)院、學校等）。他堅持認為，無論這些機構(gòu)表面上的目的是什么，它們都面對相同的問題，具有相同的關(guān)注：必須強制執(zhí)行統(tǒng)一的、規(guī)范性的、可預測的行為模式，以約束五花八門、本質(zhì)上不守規(guī)矩的囚犯。簡而言之，所有這些人都必須被剪除各種各樣的習慣和愛好，以適應(yīng)相同的行為標準。工業(yè)工廠的監(jiān)督者和救濟院的管理者面對的是同樣的任務(wù)。為了達到預期（有序的、日復一日的例行工作），這兩類囚犯，即“正在工作的”和“不工作的”的窮人，都必須服從同一的制度。這就是為什么這兩類窮人道德品質(zhì)的差異，雖然在道德傳道者和改革者的論證中得到密切的關(guān)注并被賦予無比重要的地位，但在邊沁的論證體系中卻幾乎沒有出現(xiàn)過。畢竟，邊沁策略的核心是消除這種差別與所論目標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這種關(guān)聯(lián)需要足夠弱化，以免干擾結(jié)果。

邊沁的立場與那個時代的經(jīng)濟學思潮是一致的。約翰·斯圖爾特·密爾不久后寫到，政治經(jīng)濟學對人的情感和動機不感興趣，“除非是被認為與財富欲望永恒對立的原則，即對工作的厭惡，以及‘滿足于當下’這種昂貴放縱的欲望”。像所有追尋“客觀”、中立、獨立經(jīng)濟規(guī)律的學者一樣，邊沁摒棄了改進社會秩序這個常見的福音派訴求，直達工作倫理的核心——基于無條件服從的紀律規(guī)范，通過自上而下的有效監(jiān)督，固化乏味的、規(guī)律有序的行為。他無暇顧及精神上的啟蒙或思想上的改造，不指望這些圓形監(jiān)獄(panoptical institution)的囚徒愛上他們的工作（他認為他們對工作無可救藥的厭惡理所當然），也懶得去謳歌工作的高尚道德意義。如果囚犯的行為符合工作倫理的要求，與其說是道德的皈依，不如說是因為沒有其他選擇，結(jié)果看似工作倫理的戒律被他們接受并融入了他們的良知。邊沁完全沒有把希望寄托在勞工美德的培養(yǎng)上，而是希望給他們最簡單的選擇，或者壓根不給他們選擇。在這些圓形監(jiān)獄里，無論是救濟院、勞教所還是工廠，“如果一個人不工作，那他就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吃變質(zhì)發(fā)霉的面包、喝淡然無味的水，沒有人會和他說話……這種激勵能恰到好處地促使他竭盡所能地工作”。

工作倫理的推進激發(fā)了許多來自教會的布道，創(chuàng)作出很多道德故事，主日學校也日漸興起，盡其所能地向年輕人灌輸著正確的規(guī)則和價值觀。但是所有實際意圖和目的都能歸結(jié)為（正如邊沁以他特有的直率和清醒的頭腦所揭示的那樣）：當下以及未來，工廠工人的選擇大幅減少了。救濟院外不救濟的原則是推動“沒有選擇”策略的一種體現(xiàn)。這個策略的另一種體現(xiàn)是引入“僅供生存”(hand-to-mouth existence)的概念——把薪水保持在一個足夠低的水平，工人們只能靠它活到第二天的黎明。這樣一來，除了繼續(xù)辛苦工作，他們“別無選擇”。

以上兩種方案都蘊含著一些風險，因為無論如何貶低，它們最終還是要訴諸勞工的理性：為了產(chǎn)生效果，兩者都需要勞工能夠思考和計算。然而，思想是一把雙刃劍，或者說，是原本嚴密的墻體中留下的一道危險縫隙，通過這道縫隙，麻煩的、難以預料的、無法估量的因素（如人們對有尊嚴的生活的熱情或自主的沖動）會從之前的放逐中回歸。一些額外保險措施中，對肉體的脅迫或許是最佳選擇。體罰、削減工資和糧食至低于生存水平，尤其是每時每刻、沒有死角地監(jiān)督所有違反規(guī)則（無論多么微不足道）的行為并及時處罰，能夠有效地讓窮人滯留于幾乎沒有選擇的境地。

這使得工作倫理的說教看起來有些表里不一。事實上，若真的希望工人道德完善，就必須擴大其自由的邊界——這才是道德能夠生長并最終開花結(jié)果的唯一土壤。但是工作倫理，至少在其早期的歷史上，選擇了削減（或者說完全消除）窮人的選擇。

這種表里不一未必是有意為之，甚至可能從未被意識到。沒有理由認為工作倫理的倡導者對其行動的道德后果漠不關(guān)心，更沒有理由認為他們本身就是不道德的。那些計劃和措施雖然殘酷，但改革者真誠地認為它們是道德變革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一種強大的催化劑，是一種道德高尚的行動。勤奮工作被贊頌為令人振奮的體驗——這是一種精神層面的升華，只有通過全心全意為社會福祉提供服務(wù)才能實現(xiàn)。如果人們勤奮工作并持之以恒需要承受痛苦的折磨，那也是為了未來的收益，尤其是道德收益，付出的必要代價。正如基思·麥克萊蘭(Keith McClelland)指出的，“許多人認為體力勞動是必要的，是一種責任和義務(wù)，但也值得稱頌”，因為它將為國家?guī)順s譽和財富，為工人帶來道德上的提升。

本文節(jié)選自《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 ，作者：[英]齊格蒙特·鮑曼，出版社：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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