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復時光

華表半空經霹靂，碑文才見滿埃塵。

【資料圖】

在唐代詩人劉禹錫筆下，殘缺的華表、蒙塵的石碑，滿目衰敗盡是惋惜。然而，古人的遺憾，在千年后的今天得以彌補，許多細微殘存的舊痕都能被清晰地還原。

在北京北建大建筑設計研究院，有一群時光修復師，他們長期與文物古建打交道，借助數(shù)字技術，修復殘破的時光碎片，讓塵封在千百年歲月中的歷史故事逐漸生動起來。在他們手中，經歷數(shù)百年風沙磨礪、模糊不清的長城碑刻變成了一件件蘊含歷史價值的文獻；見證京城百年變遷的古樸小樓，也慢慢恢復了原本的樣貌。

見微知著

在北京西北部山區(qū)，蜿蜒盤踞著長城“巨龍”，這里曾是重要的軍事防御區(qū)。千百年來，萬里長城的營建歷史一直令世人驚嘆，其背后的秘密就藏在一塊塊石碑間。

2022年，受延慶區(qū)文物管理所的委托，北京長城文化研究院與北京北建大建筑設計研究院組成課題組，在長城專家湯羽揚的帶領下，對延慶區(qū)54塊長城碑刻進行了數(shù)字化采集、分析與研究。作為團隊主要成員之一，倪越參與了碑文的數(shù)字化識別和保護工作中。

“和古老的文字打交道，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倪越說，自打二十多年前大學畢業(yè)留校進入設計院工作，在團隊和他的努力下“開口講故事”的文物古建少說也有十幾個。“但這次不太一樣，這是我們第一次采取微痕提取的手段，數(shù)字化識別和修復長城碑刻，這在國內也是首次。”

微痕提取，“微”在哪里？又要提取什么？面對記者追問，倪越解釋：長城碑刻中有不少刻字由于歷經幾百年的風霜侵襲，字跡近乎湮沒，肉眼可辨識的文字微乎其微。

“就拿這塊詩碑來看，它被發(fā)掘出來后就一直保存在九眼樓，僅憑肉眼幾乎看不出刻有文字，更難想象這上面曾記錄著一首詠頌長城的詩文。”倪越邊說邊從電腦中打開一個文件夾，里面按序排列著幾千張碑刻的細部照片，有的遭嚴重破壞，表面裂痕無數(shù)；有的風化明顯，表面已變得光滑，辨不出文字的痕跡。這些照片角度不同、大小不一，但無一例外地顯示著：石碑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損傷，保存狀況令人擔憂。

“明代長城碑刻遺存是研究地區(qū)長城歷史文化的重要史料，是長城修筑、屯戍及長城沿線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社會發(fā)展圖景的真實記錄，長城碑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長城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倪越進一步解釋：“我們的工作，就是用最小的成本和代價，最大程度地還原歷史，為長城等文物古跡研究做點基礎工作。”

“最小的成本和代價”，就是以文物保護為前提，在不破壞石碑本體的基礎上，開展采集工作。“此前，最為常見的就是使用實物拓片的方法來獲取碑文信息，原理有點像印染。”倪越形象地比喻，這種方法往往需要先在文物碑刻表面涂抹墨汁，再將拓紙覆蓋在上面通過拍打按壓進行拓印。“雖然許多拓片效果還不錯，但在操作過程中與文物發(fā)生了物理接觸，產生污染及磨損都不可避免，所以國家文物局已經嚴格限制石刻文物拓片。”

想要“無接觸式”還原文物表面文字，“微痕提取”這一新興數(shù)字技術派上了用場。首先需要用高清相機等專業(yè)設備對石碑進行近距離拍攝，保證拍攝到每一處細節(jié)，“因為數(shù)據(jù)處理和拼接的需要，一塊碑要拍兩百多張照片，以確保合成完整清晰的碑體影像。”倪越解釋，圖像素材越多，識別越準確。把這些采集到的數(shù)據(jù)導入系統(tǒng)中，即可生成一份高清的微痕圖像。

看似簡單的描述，其背后的技術支持大有講究。表面上看，微痕提取與三維激光掃描類似，都是借助設備對石碑碑刻進行數(shù)字化采集。但與常規(guī)的三維激光掃描不同，本次研究團隊應用了更加“高大上”的“微”秘籍——通過光線采集和模擬，結合計算機圖形圖像集成處理等技術，實現(xiàn)了影像的微痕提取。

為了幫助記者加深對這項技術的理解，倪越打了個比方：“就好比有時候增強對比度和亮度會使照片變得更清楚一樣，通過技術處理可以去除影響視覺的污染和殘損，使得辨識的準確率大大提高，從而形成更為完善的碑刻數(shù)字檔案。”

這項微痕提取技術的效果如何？數(shù)據(jù)最有說服力：據(jù)初步統(tǒng)計，延慶區(qū)54塊長城碑刻上的文字約有10337個，除去部分碑刻表面風化嚴重，有些部位已無法判定是否有文字之外，可直接識別的文字7549個，需進一步識別的文字2788個。

在這2788個字中，經微痕提取技術處理，團隊最終明確識別出1083個字，結合文獻等資料分析出的疑似字359個。此外，還有比較模糊的、結合碑刻上下文和文獻查閱加以推斷的字，大約299個。盡管仍有一些文字沒能復原，留下一點兒遺憾，但對于研究工作來說，已經有了明顯的進展和突破。

倪越和同事一起拆下同興和木器店已經銹蝕的雨水管。

“微”我所用

在此次數(shù)字化采集的54塊長城石碑中，涉及城工碑、閱視鼎建碑、詩碑、門額、廟碑等多個類型。

團隊進行微痕提取時，首先把視線鎖定在了一塊位于九眼樓長城的無名石碑上。如今，這塊石碑依舊安靜地佇立在考古現(xiàn)場，背部鑲嵌于城墻中，表面字跡近乎湮沒。走近看，石碑頂部略呈弧形，高約61厘米，寬約57厘米。表面猶如一塊“白板”，幾乎沒有肉眼能夠辨識的文字。

選這塊碑來做微痕提取，團隊有自己的考量。“我們查閱了很多資料，一直沒有查到任何有關這塊碑的錄文記載。也正因如此，才更能說明我們做這項工作的意義。”倪越笑著說，當時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tài)，并未過多考慮得失。

經過微痕提取和數(shù)字化處理，石碑上“隱形”的文字逐漸顯現(xiàn)了出來。用團隊負責人湯羽揚的話來說，收獲了一點兒“小驚喜”：“冬、日、奉、陪、大、中、丞、郭、老……”微痕提取后的圖像中，雖然還能看到石碑上被侵蝕的空洞和風化形成的斑點，但那些由顏色較深的凹陷條紋組成的文字，大部分都能被辨識出來。

接下來的工作，被形象地稱為“填字游戲”——在數(shù)字技術的加持下，把碑文全文進行錄入，包括將空缺的內容補充完整。這項工作聽上去很簡單，真正操作起來卻是最費功夫——需要把被修復的文字過四遍“篩子”。

倪越打開九眼樓長城無名石碑的文字復原文檔，上面的文字被不同的顏色分為了紅色、綠色和藍色三個部分。“我們用黑色標注的是肉眼就能識別的文字，由于在這塊碑上幾乎沒有能看見的文字，所以沒有黑色的部分。”他說，這僅是第一關，需要團隊通過實地探訪和對照片仔細辨別后，把肉眼識別的碑文用黑色進行錄入。

那文檔中最多、最顯眼的紅色文字是什么？面對記者的疑問，倪越揭開了謎底：“紅色的字就是通過微痕提取后的圖像所確定的文字，我們把它們稱作‘補字’。在這塊石碑上，經推斷共有不到100個文字，其中近88%的碑文都是在數(shù)字化處理后才具備辨識的條件，可見微痕提取著實幫了大忙。”

通過補字內容，團隊推斷出了石碑的類型，并根據(jù)碑刻中出現(xiàn)的“萬仞山巔敞城樓”“萬年桑土杞人憂”等語句的用韻和字數(shù)規(guī)律，判定這是一塊詩碑，主要內容是一首八句的七言詩。

穿插在眾多紅字之間的是綠字和藍字。“數(shù)字化不是萬能的，無法將所有文字一一準確還原。剩下一小部分碑文就需要發(fā)揮人類的智慧，通過上下文和歷史資料，相互印證，給出推斷。”倪越舉例，比如碑文中提到的郭老先生，官職為大中丞，實際上這一官職從秦朝開始設立，負責接受公卿的奏秉，還能薦舉、彈劾官員，隨著明代都察院的設置，這個官職便不復出現(xiàn)，但“中丞”這個尊稱卻保留了下來，用于稱呼巡撫。

“我們翻閱歷史資料，發(fā)現(xiàn)明代一百余位歷任巡撫中，姓郭的有郭鏜、郭登庸、郭宗皋、郭四維、郭之琮等人，再根據(jù)碑文落款‘萬歷’字樣，發(fā)現(xiàn)只有郭四維一人在萬歷年間任宣府巡撫。”倪越說，經過一系列查證，這位郭老先生的身份終于水落石出，正是在萬歷十七年被升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地方、督理長城事務的郭四維。

緊接著，團隊試圖還原碑文落款。微痕提取后的所落年款為“萬曆庚□”，前三字都是準確的紅色補字，而最后一字的補充對判斷石碑年代有著重要的意義。歷史上，萬歷年間共有五個“庚”年，即萬歷八年（庚辰）、萬歷十八年（庚寅）、萬歷二十八年（庚子）、萬歷三十八年（庚戌）和萬歷四十八年（庚申）。郭四維的任職為萬歷十七年至萬歷十九年，結合碑上隱約的筆畫特征，基本可推斷落款年代為“萬曆庚寅”（公元1590年）。至此也就經過了第三道“篩”，藍色的“推字”——“寅”被填補在了碑文中。

根據(jù)碑刻所處地點，團隊推斷詩文前述記敘文字中提到的正是火“焰”山，于是，詩作的時間、地點、人物三要素全部被還原了出來——冬日，郭四維等官員沿小道登上了火焰山九眼樓，看著長城壯觀的景象，不由得詩興大發(fā)……文字背后的歷史場景躍然紙上。

這一連串的相互印證，令倪越頗有些成就感。“有點兒類似穿越，也有點兒像破案，通過碑文和文獻材料間的蛛絲馬跡，勾勒還原出相對清晰的歷史情景。”他說，雖然比喻成“填字游戲”，但實操起來才發(fā)現(xiàn)需要補的課可真不少：歷史、地理、軍事、建筑、文學、書法、民俗等專業(yè)知識缺一不可，為此，去圖書館查閱文獻、在網絡上搜索材料、請教各學科專家一度成為他們的“日常”。

在湯羽揚的“識碑小分隊”中，和倪越并肩作戰(zhàn)的還有十幾名成員，大家各有分工，從現(xiàn)場采集到微痕提取，從識別錄入到推敲文字，平均一塊碑少說也得花費三四天的時間。湯羽揚常感慨：“大家把大量的時間都撲在了文獻的海洋里，但更多的時候是查了幾天結果收獲甚微。”

留有遺憾實屬正常。“你看這些用綠色標注的文字，雖然也經過層層推測篩選，但目前仍有存疑的部分，有待進一步論證確認。另外那些標注為‘□’的字既無法辨識，更是無從考證。”倪越說，這正是團隊嚴謹?shù)牡胤?，期待未來通過更高水平的科技來揭開其中的秘密。

老城保護項目中，設計團隊聽取居民代表意見和建議，多方共同商討修繕方案。

剖玄析微

從北大紅樓到長城石碑，從敦煌到膠海關舊址……參與過一個又一個文物保護工程，倪越越發(fā)感到，文物的保護與干預之間，有一座掌控著微妙平衡的天平。“一邊是對文物建筑價值的發(fā)掘與傳承，另一邊是利益相關者的不同訴求，如何找到一個最佳平衡點，把握好保護的度，是我們一直在探索的，目標是力求實現(xiàn)保護與利用的共贏。”

以老城保護項目為例，2022年北京大柵欄觀音寺片區(qū)啟動了一期立面修繕工程，對鐵樹斜街、堂子街、五道街西三條胡同的沿街立面等公共空間進行整治提升。由北京大柵欄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組織參建各方和大柵欄街道辦事處、鐵樹斜街社區(qū)、居民代表等一起坐下來聽方案、談感想、出主意、提要求，就是實現(xiàn)協(xié)調各方的利益、取得最佳平衡的妙招兒。

“我們充分參考了《宣南鴻雪圖志》、老照片、老地圖和紀錄片，并深入調研了現(xiàn)狀遺存，以‘老街、老屋、老北京，新業(yè)、新景、新生活’為設計理念，提出了發(fā)掘傳承歷史文脈，分類分級保護老城肌理與傳統(tǒng)風貌的設計方案。”倪越說，設計團隊向居民代表詳細介紹了修繕方案，聽取老街坊們的意見和建議，爭取實現(xiàn)人居環(huán)境改善和古建保護的平衡。

在交流中，倪越深切地感受到，居民們對身邊老建筑的歷史充滿感情，聊起來如數(shù)家珍。從護國觀音寺、五道廟聊到譚鑫培、梅蘭芳，再從肇慶會館、三元客棧聊到同和旅館、遠東飯店……大家特別關心街區(qū)風貌特色的保留，并主張“用修文物的態(tài)度對待家門口的這幾條古老街巷”，經過溝通磨合，設計方案最終獲得了各方的認可，工程順利地開展起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想要做成一件事，需要從一磚一瓦做起，歷史建筑的修繕也不例外。

一棟百年小樓，光是修繕前的準備功課就做了兩年多。修繕的對象是建于上世紀20年代的同興和木器店，見證了京城木器行的興衰。

上周六，記者前往探訪：在冬日暖陽照耀下，這座百年小樓靜靜矗立在天壇北側的金魚池中區(qū)，外圍雖有施工擋板環(huán)繞，卻也掩蓋不住小樓的古樸氣質——青磚灰瓦，經受歲月的摩挲微微泛白，在周圍幾棟現(xiàn)代建筑的襯托下格外顯眼。

倪越介紹，修繕前的準備功課從追溯歷史開始——這棟小樓始建于1923年以前，由于經營得法，慢慢的從木器店發(fā)展為兼營木器與古玩的綜合性商店；1955年，經公私合營，小樓易主，之后一度成為職工宿舍；2017年被判定為危房，亟須進行修繕。

修繕團隊邀請專家學者對設計方案進行把關，專家們一致認為：這幢百年建筑是京城不多見的工藝與審美相結合的建筑精品，具有極高的建筑、歷史、藝術及社會價值，修繕時要做好跟蹤記錄。為此，從2020年起，工匠師傅們對小樓的各個部位和構件，共計16個價值點逐一做了針對性研究，直到2022年9月才正式進場修繕。

登上腳手架，工匠師傅韓會良得以近距離觀察小樓西面的磚匾——自上而下雕刻著“同興和木器店”六個大字，不過這些字已經被灰料填實，多數(shù)筆畫已經看不清了。師傅們拿出繡花功夫，一點點將填充在題字中的灰塊清理掉，陰刻的筆畫逐漸顯現(xiàn)出來，“真沒想到這些細節(jié)居然還都保留了下來。”韓會良感嘆。與之不同的是正面的三塊陰刻石匾，這里的填充材料倒是有可能在石匾初立之時便已存在，既較為耐久，又仿出了白紙黑墨的效果。

記者跟隨韓會良自西向北繞過小樓的一角，北面磚墻中鑲嵌著的，就是這三塊陰刻石匾，其中兩塊分別刻有“古玩”“同興和”五個大字?？傻谌龎K上的“木□”痕跡卻成了謎。“在還原長城碑刻中使用的部分數(shù)字技術再次被派上場，不過，像這個只留下輪廓的刻字，我們將復原的文字圖像與各種書法名家所寫的字體對照，卻一直沒有找到準確的答案。”倪越說，目前看最有可能的應該是“業(yè)”字，但不能完全確認，還有待考證。當謎底揭開后，修繕團隊將借助數(shù)字科技展現(xiàn)石匾的本來面貌。

“慢慢來，急不得。”倪越心里很清楚，修繕設計這事兒，慢工才能出細活。

“我們要做的，就是充分利用最新科技手段，發(fā)現(xiàn)一切能發(fā)現(xiàn)的細節(jié)，最大程度還原歷史，并給后續(xù)的研究盡一分微薄之力。”倪越笑著說，沒有什么捷徑可走，如果有那便是再去一次現(xiàn)場、再查一部文獻、再請教一位專家……這些背后的努力，時光都能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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