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航性騷擾風波背后：實錘性騷擾這件事，沒那么簡單_通訊

知名編劇史航被多名女性指控性騷擾，事件還在繼續(xù)發(fā)酵，目前發(fā)聲的受害者已經超過了十位。

而就在剛剛，針對史航“不存在性騷擾，和幾個當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的回應，一位當事人“小默”再次發(fā)布長文，詳細描寫了和史航接觸，以及被史航性騷擾的過程。

當事人“小默”的這篇文章寫的鏗鏘有力，然而，她并沒有提供詳細的證據(jù)。而之前有控訴者曬出聊天截圖，史航回應放出的完整截圖顯示，控訴其性騷擾的聊天截圖，是經過了掐頭去尾的刪減的，這意味著證據(jù)有被污染的可能性。

(相關資料圖)

所以，哪怕現(xiàn)在控訴者人數(shù)眾多，但還談不上完全錘倒史航，在法律意義上，現(xiàn)在很難證明史航實施了性騷擾。所以對于當事人的控訴，有不少網友認為是寫小作文。言外之意是，你拿不出證據(jù)，那不是誣告嗎？

其實，用寫小作文來簡單定性，或者把沒有證據(jù)支撐的控訴，一概貶斥為潑臟水，是把復雜問題簡單化了。我們不能冤枉好人，同樣也不應該忽視女性面對性騷擾的困境。

在性騷擾案例中，受害女性最大的維權困難是什么？不是別的，正是取證難。這是當下性騷擾事件最普遍的一種真相。

今年3月，多部門聯(lián)合印發(fā)了《消除工作場所性騷擾制度（參考文本）》，性騷擾現(xiàn)象有了更明確的界定。

比如其中提到，以不受歡迎的語言挑逗、講黃色笑話，或者故意觸摸、碰撞、親吻他人敏感部位，后者以信息方式給對方發(fā)送或直接展示色情、挑逗文字、圖片、語音、視頻等，都屬于禁止的范疇。

把問題寫在紙面容易，現(xiàn)實中要維權，特別是要訴諸法律維權，取證卻十分困難。最簡單一點，像史航事件中，未經同意觸碰女性、親耳朵等越界行為，如果真的發(fā)生過，也基本不會留下任何證據(jù)。

當事人不可能隨時錄音錄像，假如沒有實錘證據(jù)，男性又拒絕承認，那么如何主張權利？最后還不是只剩下寫小作文一種途徑？

而且，很多性騷擾發(fā)生在職場，或者封閉的圈子內，騷擾者和被騷擾者，往往關系、權力地位不對等，前者掌握著大量的資源，可以直接影響女性的前途。

有的比較弱勢的女性，迫于各方面的壓力，可能在當時選擇隱忍了。甚至在聊天對話時，還會順著性騷擾的男性，來維護這層關系，避免將來被侵犯自己的男性打壓。

在法律意義上，違背了女性意愿，就是妥妥的性騷擾。問題在于，在不對等的權力關系下，受害者明面上只能表現(xiàn)出順從，于是形成一種“你情我愿”的假象，性騷擾下的侵犯關系，變成了雙方合意的情侶、情人關系。

在史航事件中，多位當事人都是影視行業(yè)的從業(yè)者，而史航作為影視圈的知名人物，有人脈有資源，利用強勢地位實施性騷擾，而受害者不敢反抗，在技術上完全有實現(xiàn)的可能性。

很多性騷擾，發(fā)生在無意識的場合，一方面，女方沒有取證條件，可能不會，或者不敢報警、起訴，另一方面，男性可能根本沒意識到相關的言行舉止對女性是一種騷擾。

而這種取證難，也會助長性騷擾者的野心，讓他們敢更大膽的冒犯。

這當然不是給史航事件定性，而是在更抽象的意義上，談論性騷擾事件中的女性維權困境。

所以，不要再簡單地用寫小作文來指責當事人了。拿不出證據(jù)，有時候不是她們不想提供證據(jù)，而是技術條件根本實現(xiàn)不了。如果取證如喝水一樣容易，那性騷擾也不會成為一個難以解決的社會議題。

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在社交媒體時代，寫一篇小作文搞臭一個名人太容易了。其實這是一種謬誤。

網絡時代信息是交互的，潑臟水沒那么容易；再者，寫小作文搞臭一個名人，也是一件高風險的事，起碼控訴的人得做好社死的準備，一般而言，誰會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去刻意栽贓呢？

女性證明自己被騷擾這件事，本身就很困難，理解這一點，再來評判史航性騷擾事件，也許會豁然開朗很多。

我們鼓勵當事人拿出證據(jù)，也鼓勵史航自證清白地反擊，真相總是在你來我往的交鋒中慢慢浮出水面的。所以寫小作文不可怕，最讓人擔心的是，將那些沒有證據(jù)的控訴，一律按照小作文來理解，那樣女性的隱忍，只會成為更普遍的常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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